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编辑决定将这一新闻事实从众多的会议内容中拎出来单独发稿，这一稿件的决策与写作、编辑过程非常复杂，而且担负着政治风险。由此案例，可以看到新闻编辑对新闻选择与分析的思路与规则。

　　图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的新华社稿件

　　图2 《北京日报》最早发表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消息

　　图3 《北京日报》后来采用的新华社稿件

　　[编辑自述（一）]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但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回忆说：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为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我就找总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钟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

　　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

　　新华社决定用“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

　　周鸿书回忆说：

　　……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

　　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经过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摘自徐庆全《新华社“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2，21

　[编辑自述（二）]

　　[聚焦]“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是如何播发的

　　新华出版社新近推出了由新华社高级记者张严平著的《穆青传》。

　　一位评论家指出：穆青是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20世纪新闻史的写照与奇迹。

　　新华社特意从《穆青传》中摘选精彩章节作为专稿播发。

　　1978年11月14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它对于新华社的很多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当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傅颐曾分别记录了几位当事人的口述，永为历史见证。

　　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回忆：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了很多部门负责人参加。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从1978年11月初开始，14日结束，开了一个多星期。当时讨论最尖锐的就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大家说，天安门事件应该有个新说法。当时谁也没有说‘平反’两个字，这两个字太敏感了，干脆用‘新说法’。对这个问题，在会上反应很强烈。我记得开会的头一天，大家谁也没有回家，关起门来议论纷纷，谁也不睡觉。

　　会议期间，市委没有表态，很慎重。会议结束前，市委才定了调子。

　　11月14日下午，开总结会。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讲话。讲到后面，他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大意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我听后非常激动，心想，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一散会，我坐车赶到了总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谈了会议的情况，问他是不是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他说：争取吧。

　　我回到北京分社，心里老在琢磨这件事。14日晚，我们决定先写成一个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稿子里，同时在送审中尽量争取单发。

　　由于当时市委第一、二、三书记都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所以我在送审稿上还给毛联珏同志写了一段话：联珏同志：此稿（指大稿子）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妥否，请你审定。

　　11月14日晚上约10点钟左右，毛联珏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他又说：恐怕他也定不了。

　　这天晚上10点以后，我给国内部政治组打电话，对他们说大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对方说：好吧。

　　第二天（15日）早上，我听广播，没有听到有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这么重要的一个消息，新华总社却没有采用。然后我到分社上班。走到大门口，传达室给我两份报纸，是当天的《北京日报》。我扫了一眼，看到上面登载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

　　早上8时许，总社国内部的庄重同志来电话说：请你马上到总社来，研究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的发表。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他说，要告诉北京分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于是，我坐车赶到总社，到了国内部6楼老杜的办公室，老杜和国内部的舒人、庄重等同志在屋子里坐着等我。

　　我们研究怎么突出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要突出这一段，要么放在导语里，要么就单发。摆来摆去，拿不定主意。后来我说：我讲一个馊点子，我来的时候，北京日报已经见报，其中有一段消息，我们可把它单发，又可不送审，因为这是市委同意的大稿子。大家说：是个好主意。

　　最后老杜拍板：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开完会，庄重对我说：老周，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个单发稿吧。我在原稿上调整。

　　写完后，我交给庄重。他看后说：可以了。走，咱们找舒人去。舒人看完稿子后，把导语改了一下，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我和庄重送到穆青处。穆青在导语部分又做了几处改动。

　　几经折腾，穆青顿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吧，发给全国吧。’

　　我问穆青：这稿子还要送审吗？

　　穆青说：‘不用了。曾涛昨晚来电话了，我们商量过了。’

　　11月16日，各报都广泛采用了新华社的这则电讯稿。它成为一个轰动中外的重大新闻，为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推动作用。”穆青回忆：“当时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参加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11月14日晚上他拿来一个稿子，里面提到了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很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二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统统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件大事，为慎重起见，我必须与曾涛同志商量，他是一把手。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通过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关于电讯稿的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了。我们决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通了十多次电话。曾涛也跟我提到，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量过这件事情。曾涛同志还给我透了个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看到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我们想这么做没有错。到15日晚上7点钟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夜。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是一片欢呼。11月19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掉了地。”

　　北京，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向着茫茫夜空发出一组用电波传递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国外众多媒体在刊登消息的同时，纷纷发表评论。

　　正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一片沸腾。各省委书记纷纷起身与曾涛握手，并向他热烈鼓掌表示致意。很多省委书记对曾涛说：“你们新华社干了一件大好事，你们中要是有人为此丢了工作，就到我们那里去！”

　　多少年后，这则载入史册的新闻被人们一再传诵，特别是它堪称一绝的标题，几乎成为一种传奇。穆青在一部题为《五十双眼睛》的纪录片中曾这样回忆：“当时还扭扭捏捏不敢宣布的时候，新华社就大胆地把标题加上了，就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其实里面的文儿都是北京市委开会的内容。”

　　当时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许孔让曾经回忆：“新华社的新闻见报后，11月16日这天夜里，北京市委又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情况，大意是：今天各报刊登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市委并没有宣布这个题目，特此报告。”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打电话给穆青，问：“这个标题是谁定的？”穆青回答：“是我们定的。”林乎加良久无语。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曾经作出的种种努力，只是在这一刻，它有着自身无能为力的羁绊和局限。

　　接下来的情形是，标有这样一个标题的消息一出来，举国沸腾。第二天，北京市及南京、上海、济南等全国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群众涌上街头，敲锣打鼓，庆祝天安门事件平反！各地的大报、小报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欢呼雀跃！

　　念及这段历史，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条消息，实际上是报道在先，事实在后。从新闻的法则来看，的确是‘出格’。但是，这条涉及非常事件、在非常形势下发出的非常新闻，对历史的发展是有特殊贡献的。它从一个方面见证了当时新华社推动历史进步的壮举。”

　　[编辑自述（三）]

　　不能让重大事件淹没在一般新闻里

　　--周鸿书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经过

　　在新闻教学中，每当讲到新闻敏感和新闻价值问题时，总要提到这样一个事例：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记者、编辑从冗长的会议新闻中，提取一个重大的政治新闻予以单独发表，引起中外轰动：这就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处理这条新闻的主要参与者、现任中国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周鸿书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清查步伐，迎接工作重点转移。当时的新华社北京分社负责人周鸿书带领两位记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大家纷纷要求对天安门事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统一的说法，但会议一直没做出明确答复。直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作总结报告时，中间离开铅印稿，念了一段对天安门事件看法的文字：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具有强烈政治敏感的周鸿书立即想到：这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应该做为重大新闻发表。会议一结束，他就匆忙赶到总社，向国内部主任汇报了这件事，商量如何报道这一重大事件，决定向市委争取单发。当时，市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都到京西宾馆参加中央三中全会去了，他在送审稿时给在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毛联珏写了一封信：此稿已经总社有关领导审阅，建议把关于天安门事件这一段拿出来单发，请您酌定。夜里十点来钟，市委书记给周鸿书打电话，说把那一段放在会议消息里就算通过了，如果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需请示市委第一书记，恐怕他也定不了。言外之意，还得向上面再请示。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很难通得过的。国内部主任得知后，也感到无可奈何。

　　第二天一早，总社通知周鸿书到国内部来，告诉他。昨天夜里，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来，让转告北京分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里要突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容。当时《北京日报》的会议消息已经见报，其中有一段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容，但地位很不突出。

　　周鸿书及国内部主任、副主任、国内值班室主任、政治组组长五人坐下来，讨论怎样在会议消息里突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容。大家都认为，要突出，就放在导语里。可是，如把平反放在导语的位置，下面还得来个副导语，说明这个会议要求加快清查步伐，迎接工作重点转移。这样，导语下边套导语，有点不伦不类。想来想去还是单发最好，但是单发就得送审，又担心发不成。大家感到进退两难，面对这种情况，周鸿书提出，他倒有个“馊主意”：在《北京日报》见报的会议消息里有一段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就来“据”他这一段，这样既达到单发的目的，又不用再送审了。大家都觉得这是机智的办法，但又都不大甘心。一位老同志说，我们老周带着两个记者参加会议，还“据”人家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作为会议直接参加者周鸿书感到这么重大的政治新闻不能名正言顺地以新华社采写的新闻发表，心里更是难受。最后大家商定搞两个方案：一是单发。请穆青同志审定；二是如不能单发，就放在会议消息的导语上发，周鸿书执笔单发的消息，很快就写好了，消息只有二百四十多字，国内部值班室主任舒人作了醒目的标题“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然后，送给当时的副社长穆青审定。穆青在文字上做了修改后，说：“就这样吧。”周鸿书疑惑地问：“还要送审吗?”穆青同志沉思了一下说：“不了。”

　　消息一发表，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所有报纸都在一版头条刊登，就连《北京日报》也不得不在一版头条重新发表。

　　稿子发出的头几天，大家着实紧张了一番。当时作为签发稿子的负责人穆青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没人来追究，大家也就松了一口气。

　　周鸿书一再强调，这条重要新闻能够单独发表，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如果讲胆识的话，那是穆青同志冒着很大风险拍的板。否则，这则重大新闻也是单发不了的。

　　作者：李文 摘自《好新闻背后--编辑耕耘录》郑兴东主编

　　1、这条新闻稿件的采写与编辑过程非常复杂，试从中总结新闻报道的难点有哪些？

　　2、新华社这条稿件最大的价值和优点是什么？

　　3、从这条新闻的处理过程，分析新闻稿件选择时对稿件价值的判断标准。

　　4、新闻编辑在处理重大新闻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哪些？

　　新华社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新闻的处理，是在复杂形势下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一次果断之举。这一稿件的选择与处理，表现出编辑的政治责任感、新闻敏感和专业水平。

　　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它报道的事实具有某些特殊的素质，能够满足受众了解最新情况的需要。如果一条稿件不能把这些特殊素质展示出来，那么它就不具备新闻稿件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被新闻媒体采用。所以，新闻编辑选择稿件时，首先是以新闻价值作为衡量稿件可否采用、如何采用的标准的。具体来说，分析一条稿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首先考虑的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时间。新闻是对最新发生的事实、最新出现的信息的报道，只有最迅速、最及时地把最新鲜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才能满足人们阅读（收听、收看）新闻的需要。所以新闻价值的大小要以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与新闻报道发布的时间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为一把尺子，时间差越小，新闻价值越大。从时间角度来看，新闻是易碎品，它只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点”上作为“新闻”而存在，一旦越过这一“点”，新闻就不再是“新闻”，只能成为历史。

　　在“时间”因素成为判断稿件新闻价值的重要依据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对新闻时效的追求不能损害新闻报道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就是说，要在新闻内容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讲求报道迅速及时。

　　二是新意。“新意”是指新闻内容要给受众以新鲜感，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提供未知而欲知的信息，也就是通常说的新闻信息量要大。在一篇稿件中，受众获得的感兴趣的信息越多，这篇稿件的新闻价值也就越大。编辑有时会遇到这样一些稿件，看起来也是对最新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且篇幅也不短，但对人们最关心的内容偏偏没有报道或报道甚少，使人读完后感到还有许多疑问，这种新闻就缺少信息量，其价值也相对受到损害。新华社编辑处理这条之前，有些报纸对这一新闻的报道就因为其他无关重要的内容太多，让这一最重要的信息没能突出，稿件很长却没有信息量，也就未能引起社会注意。

　　编辑对新闻稿件是否具有“新意”的判断，是以媒体的受众需要和兴趣为依据的，这也就要求新闻编辑要多从媒体受众的角度考虑问题。

　　三是重要。“重要”是指新闻所报道的人物或事件能在受众中产生影响。由于新闻的重要性要以新闻发布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为评判依据，所以在选择稿件的时候，编辑只能对这种可能产生的反响进行预测。预测的根据是什么？主要是看新闻报道的内容与受众的关联程度。这种关联程度一是指这条新闻的内容能得到多大范围的受众的关心，或者说它与多少受众有关系；二是指新闻所反映现象或问题与受众的兴趣或利益有多深的联系，也就是说它能得到人们多大程度的关心和共鸣。前者主要侧重量的考察，如一条关于银行存贷款利率变动的消息要比一条报道某工厂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的新闻使更多的人感兴趣，我们认为它的新闻价值也就相对大些；后者主要侧重质的考察，如海南建省的消息要比某省一地区撤县建市的新闻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我们也认为它的新闻价值相对要大些。新华社编辑对天案门事件平反的新闻的处理，无疑是充分考虑了这条新闻的重要性，才决定单独发稿，并在标题中突出其最重要的事实，才使这条新闻先声夺人。